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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八十载，山河无恙，然而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书比人长寿。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凝聚前行力量，出版，或是最为合适的载体之一。今年前三季度，出版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精品图书喷涌。尤其随着胜利纪念日的临近，各类图书成果如档案文献、学术研究、文艺出版等，精品和重磅图书接踵而至。

　　整体而言，今年出版的抗日战争主题图书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覆盖领域广泛，题材丰富多元，可谓蔚为大观。出版的图书兼具宏观与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今年出版的重大综合性成果及整体的档案文献兼具官方与社会民间文献，丰富多元的资料将助推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视野也得到扩展，一方面研究者对抗战研究进行“纵向”的时间拓展，将抗战史事向前与国际关系体系演变、中日长期关系相勾连，向后与解放战争、新中国及至今日的历史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研究者将抗战研究进行“横向”的空间拓展，逐渐注重讲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除注重整体抗战史的宏观把控外，图书出版逐渐将研究视角下移，将抗战史中隐没于历史微声中的人与事勾连，关注历史真实的细节，还原了抗战史多样、多元、多层次的面相。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团结一致取得的伟大胜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皓教授认为，抗日战争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确立，深刻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夺中国领土的历史；其二，中国人民的战争，“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其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是历史的选择；其四，在抗日战争中，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出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张皓：《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抗战早已成为今日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将抗战全时段、全地域、全方位地阐释给广大读者也成为学界、出版界的一致追求。为此，党史出版社出版、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于今年再次修订并精装出版。该书自初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并多次重印。全书按时间顺分为六章，涵盖从局部抗战到取得胜利的全阶段，兼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综合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视角，力图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全貌。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胡德坤认为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有力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中国抗战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抗战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胡德坤：《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定位和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既是抗战史研究的一贯目标，又是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的题中之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是这一方向上的标志性的成果。该书囊括了从酝酿、爆发、结束、余波的二战全过程，关注各个战场之间的联动，强调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构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由此，该书凸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

　　中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夏春涛研究员从统一战线、持久抗战、敌后战场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认为，中国中流砥柱作用的体现既在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的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又在于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论持久战》为指南，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力策应正面战场作战，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夏春涛：《中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因此，全面、系统、客观阐述中国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在今天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为此，人民出版社今年推出了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系列丛书”（共23种32卷），是第一套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战集大成之作。人民出版社今年还推出了由胡德坤、彭敦文主编的《外国档案文献中的抗战》，从外国人的视角来看抗战，运用多方史料展示外国观察家和情报机构对抗战的评价，可弥补国内外对抗战的国际影响研究之不足，对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与历史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档案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也是深入了解历史细节、探究历史事实的途径。今年，档案部门、学界和民间通力合作，依托馆藏档案开发与民间搜集的双重路径，推动了一大批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充分发挥了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国家档案局组织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对各馆保存的抗战档案进行系统整理，编纂为《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系列丛书。今年，该系列中由中华书局承担的56册“抗日根据地”档案专题出版。该档案集中反映了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完整过程，真实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艰苦卓绝的历史实态。

　　除此之外，今年各档案部门积极推动馆藏档案的整理出版。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晶主编的《抗战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分为史料丛编和调研报告两部分，系统揭露了日军细菌战全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收录了历史文献和亲历者口述回忆资料，综合反映抗战时期中央南方局的工作；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庆图书馆组编《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大型丛书，全书共6卷300册，内容涵盖中国抗日战争、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华援助、中印缅战区、太平洋战场等相关档案。

　　报刊史料往往具有丰富、多元但分散的特征，将其内容进行集中整理同样受到各档案部门的重视。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主编的《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整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救国时报》以及早期《救国报》中反映东北抗战尤其是东北抗联的相关报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山东省图书馆编《山东革命根据地红色报纸汇编》，对于了解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还有一批社会史料、抗战文艺等资料的整理出版。如，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牛林杰主编的《二十世纪东亚抗日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其中，文学编和史料编属于文献整理部分，搜集了大量小说、诗歌、戏剧、书信、日记等文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晋、郑恩兵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文艺大系》，该丛书共5个系列57卷，全面辑录并梳理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党报党刊上刊登的文艺作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江西省档案馆主编的《不可忘却的记忆：抗战版画选编》，收录了全面抗战时期抗战报刊中的180余幅版画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组编的《怒吼吧，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抗战版画作品集》，精选了160幅抗战版画；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向延生、石一冰主编的《正义之声：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经典歌曲》（多语种版），收录了43首抗战歌曲，以五线谱、钢琴伴奏和多语种的形式出版。

　　日记、口述等史料中反映的个人视角的抗战，同样也成为今年抗战文献整理出版的重头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继东、吴敏超整理的《李亦怀日记》，从银行经理的视角反映1934年至1947年间温州金融业与当地人民的战时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著《西南联大日记》，呈现著名翻译家笔下西南联大师生南渡北归的壮阔历程；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李丹柯著《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收录了田野调查获得的35位不同阶层女性的口述史料；党史出版社修订再版了野坂参三著、殷占堂译《为和平而战》，反映了抗战中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的特殊经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述曾著《陶述曾日记·耿马之行（1942）》，从个人视角再现了滇西抗战史和滇缅铁路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了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翻译组译的《拉贝日记》，记录了国际人士所见闻的日军暴行；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张郁廉著、左中仪、姜龙飞编《在前线——张郁廉抗战文存》，收录了一位战地记者的前线见闻与纪实。

　　抗日战争研究向来是中国近代史、党史、世界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八十年来成果丰硕，学科建设日趋完善。今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继东、吴敏超主编的《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1949-2021）》。该书分阶段且较为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研究现状，囊括了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呈现了清晰的学术脉络，为今后抗日战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化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系列图书首批55卷，由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学术单位以及台湾省近代史学会的数十位骨干学者共同参与编写。该系列图书着力于对民族战争及全民抗战的认识。

　　其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研究，作为抗战研究的传统核心领域，今年继续深化推进。一批图书致力于进一步厘清十四年抗战的整体脉络，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毅著《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王旸著《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1931-1937）》。也有著作不断致力于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来阐述抗战，如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马骏杰著《不能遗忘的战场——海权视域下的中国海军抗战》，呈现了中国海军的抗战图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领域，今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北根著《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围绕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考察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同时学界对于“中外关系”的理解也逐渐由政治关系扩大、延伸至文化关系、经济关系以及民间关系等领域，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钊著《抗日战争时期中英借款交涉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菁著《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和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苏智良、王海鸥著《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等，拓宽了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领域。

　　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一直是学界致力于探明、讲清的问题。今年天地出版社出版了余戈等著《大战场：敌后抗战田野调查笔记》，通过14篇田野调查报告，再现了中国领导的敌后战场重要战役战斗，彰显了敌后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价值。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易维苍、屈胜飞、杨菁著《蹈厉戎衣：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与传播媒介》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美兰、曾凡云、徐鸣著《新四军与江苏抗日根据地社会形态研究》便致力于探讨这一问题。

　　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发展，区域抗战也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综合性成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子道、张云、吴海勇、韩洪泉著《上海抗日战争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铁血丰碑：华南抗战专题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著《简明河南抗战史》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对于抗战中的港澳地区也给予了重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翠著《抗战中的澳门》，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孙扬、邓奕著《香港与国家：风雨同舟的抗战史》，梳理了港澳在战时的遭遇与应对，再现了两地与内地在抗战中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历史。

　　其二，社会文化研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社会文化史兴起以来，逐渐成为抗战研究的另一处重镇。历史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眼光向下”，以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的抗战史作品。

　　抗战文化史的研究，逐渐形成“抗战时的思想文化”与“文化如何抗战”两方面互动对话的态势。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吴真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郑振铎在战时的上海“孤岛”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的文化抗战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抗战文化史作品出炉。如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玉河著《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长泰著《以血为墨：抗日战争与通俗文化，1937-1945》、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杨益群著《桂林！桂林！——中国文艺抗战》、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祥宇著《中国抗战漫画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炜、隋圻、周石著《〈黄河大合唱〉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凤成著《全面抗战前国人对日本的观察》等。

　　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是史学“眼光向下”最大放异彩的领域，其与广大民众日常体验的联系也使相关作品往往“叫好又叫座”。今年上海三联书店再版的陈存仁著《抗战时代生活史》，以亲历者视角记录抗战期间上海的社会生态与民众生存图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李力著《战时仍闻弦歌声：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研究（1937-1945）》，考察了全面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大后方办学理念与育人实践。而科学史、技术史同样为抗战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群星闪耀时：抗战烽火中的科学家故事（全三册）》，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主编，回顾抗战烽火岁月，一批心怀“科学报国”信念的科学家，如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守研究、勇担使命，保存并延续了科学与文化的火种的故事；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今年出版了王公著《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以科技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的壮举。

　　其三，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一体两面，故一直以来便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今年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图书中，亦有作品通过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形成对照。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王升远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石嘉著《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研究（1931-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许金生著《军马、军鸽与军犬：日本侵华战争与军用动物》等。

　　在侵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对各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暴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种暴行不仅有日军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对被占领各国人民实施的屠杀、细菌战、人体实验等行，还同样包括日本法西斯压迫日本普通民众、用军国主义摧残扭曲日本士兵的残忍行径。这些暴行持续地塑造战后各国的历史记忆，并深刻地影响着今日的地缘政治格局。梳理、阐明这部分历史，是近代史研究者对维系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关系友好发展应尽的责任。

　　重庆出版社推出了“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集中收录四本日本战争暴行研究著作精装出版：吉见义明著《日军的毒气战》、马克·费尔顿著《恶魔医生：日军对盟军战俘的人体实验》、山田朗著《士兵的战场：体验与记忆的历史化》、奥依·凯尔特·金著《铁蹄下的人间地狱：日本军事占领下的婆罗洲（1941-1945）》。

　　与此同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萌、冯钰麟、张亮著《日军官兵证言所见侵华细菌战暴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南香红著《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丽菲、苏智良著《追索：“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彦君著《731：医学的沦陷》等，都致力于讨论日本暴行及其持续影响，并反思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

　　抗日战争不仅是研究论域，更是公众和舆论持续关注的议题。引导、教育公众对抗战形成全面、客观的历史认识，需要学界和出版界以更大众化的语言、更具亲和力的角度来讲述抗战。

　　一些作者借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众的高关注度，致力于对抗战进行全景式呈现，并向大众阐明其历史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再版的陈红民、赵晓红、徐亮、钟健著《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战》，便以学术性、专业性的品质，大众化、普及化的话语，对抗战进行讲述。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华民族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英烈人物，他们的事迹是让大众感受体悟战争中民族精神的坐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丁著《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增订版）》，收录了张自忠、赵一曼、蔡炳炎、左权、戴安澜等40余位抗战先辈的近百封家书，讲述了这些家书背后的故事；新华出版社出版了《铭记中前行：抗战英烈事迹选》，从新华社公开播发的“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中精选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迹和故土重访文章，多角度地展现英烈生平和事迹。

　　更多的作品选择具体的视角，以史、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现战时中华同胞的精神风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托尼·班纳姆著，杨惠迪、王升远译《里斯本丸沉没》，用史料还原了这一备受关注的命运航程，展现中国人民友善、爱好和平的品质；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译丹、张玲主编《重庆：为世界和平而战——抗战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图像叙事》，作者借鉴纪录片式的宏大叙事视角与章回小说式的悬念设置和情节推进手法，揭示了中国、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卓越贡献；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入考察十四年间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英雄山河——1942年的衢州之约》，以杜立特行动中的大救援为题材，是国内首部系统还原中国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壮举的纪实文学作品。

　　在客观、平实的历史记述基础上，文学界今年也推出一批以抗战为题材和背景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祝勇著《国宝》，讲述了一批故宫人在战火中保存转运文物的故事；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婉瑜著《孤光》，以1943年盟军大反攻前夕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并通过布局、史料和人物塑造，为读者尽可能还原抗战时期的地下斗争图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赖继著《南京先生》，讲述了一批战时南京小人物英勇抗争、团结互助的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柏田著《生死危城》，再现了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实业界内迁的命运；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吴玉辉著《鹰眼》，呈现了一段地下党为了保护雷达站、切断日军海上交通线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新科著《铁语》，以文学重现了中韩抗日志士携手御侮的生死旅程。

　　抗战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难度，在于其儿童性的本质要求，即文学性、历史性和儿童性三“性”合一的书写难度。应该说，今年出版的多部抗战题材儿童文学新作，追溯了历史的真实多样性和多重可能性，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延展更强生命力的可能，多部代表性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如明天出版社出版的《1938回答2026》（徐海蛟著）、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芥园花铺》（马三枣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谁在林中歌唱》（张忠诚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钟声》（吴洲星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夏归》（邹凡凡著），和晨光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号角》（何南著）等。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各类纪念活动层出不穷，而图书出版是对这一盛况的响应与记录。

　　但总体不难发现，抗战主题出版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一，图书出版主要围绕文史两大类，抗战史的图书出版或可围绕更多专业领域进行深耕，打通不同学科壁垒。如可关注抗战时期不同地域的法制与经济实践，又或者是否可对抗战精神的文化挖掘、哲学意涵等，进行深入探索；其二，抗战主题图书的出版仍需更为多元开放，既要有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体，从历史回溯到人文关怀；还需具备全球视野，深耕文化内涵，满足当代大众多元化的精神文化诉求。

　　可以预见，未来的出版工作将更趋深入，驱动抗战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播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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