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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高升出生在豫东平原的白马镇，其后一直在那里长大，念完了高中。读书时，高升常要帮家里做农活，收麦子时尤其的累。随着中学阶段接近尾声，高升清楚地知道以自己的成绩是考不上好大学的，倘若以后留在白马，未来的日子似乎是能一眼望到头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枯燥乏味的乡镇生活……这些并不是他想要的，高升想要离开白马，去大城市闯闯。

　　1997年，在读高三的高升背着父母自己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南下深圳，花了两个月时间体验深圳的生活，感受那里的氛围。他被这座“创新之城”的活力深深吸引，生发出了留在深圳打拼的念头。但不久，留在深圳闯荡的雄心斗志就被家中的来信暂时浇灭，父亲在信中让他务必在6月1日之前回到老家，因为7月1日香港要回归，担心局势动荡会波及儿子的安危。信息闭塞的年代，人们对这样的变动总是格外的敏感，高升只好先遵从父母的意思回到白马镇。

　　高中毕业后，高升去到了郑州，在华联商厦的电器售后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时华联商厦售出去的电器以电视为主，还有冰箱、DVD等。高升所在的岗位负责电器售出后的调试工作，调试好后客户会给他们一些售后服务费。起初，这份工作每个月能挣到多少钱都是不定的。在一个老板承包了电器售后部后，部门的单子多了起来，高升每月挣得的工资才有了保障。能拿到几千块钱的工资，在当时算是相当不错的。但高升却不想在这个岗位上停留了。高升所向往的大城市是以个人能力论英雄的，而在他的感受中，郑州与他的期望并不相符。在农村长大经年累月形成的说话做事风格，常常会让高升感到自己并不能完全融入这座城市，外地人和本地人、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区别，在这座城市总是被刻意提起。这样的隔阂让高升迟迟不能融入，他想去更远的地方闯一闯。

　　“大不了就背着书包回老家从头再来”，这是白马镇上许多跟高升一样想要出去看看的同龄人的共同想法。他们都出生于七十年代末，赶上了包分配年代的落幕，曾经稳妥的职业路径陡然变换了形态。乘着改革开放的风口，自主择业的趋势日益增强，年轻人等待分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亲身参与中，高升对这一时代的分崖颇有感触。尽管很多人因此感到焦虑迷茫，但高升却感觉未来海阔天空。自由就业的浪潮激荡，高升觉得，在20世纪末的年轻人是可以更加果敢、大胆的。

　　20岁在深圳的所见所感如同永不止息的海风，时时吹拂于高升心间。他不甘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一眼望断此后的人生。于是，2001年，24岁的高升辞去了郑州的工作，再次南下深圳。

　　“不管英雄还是草莽，肯定都去过深圳的人才大市场。”这句在当地流传颇广的话是世纪之初深圳的真实写照。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最早开启了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进程，1997年建成于罗湖宝安北路的深圳人才大市场正是适应这一变化的产物。5000多平米的招聘大厅日日人山人海——在那个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简历全凭自己一份份打印，再辗转不同招聘摊位一一投递。

　　彼时，无数来深的年轻人将人才大市场作为落脚的第一站，高升也是其中一员。“每个公司都有个摊位，大家每天早早去把简历投过去，之后就经常抱着手机等电话，看有没有应聘成功。”初来乍到，钱包扁扁，学历平平，高升的求职之路迟迟没有稳定的着落，屡屡碰壁三个月后，才接到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没有收入，生活开支都要精打细算。“现在好多电视剧里一拍打工人生活困难就是吃泡面，但其实对于当年的很多人来说，吃泡面都是很奢侈的，经常泡面都买不起。”那时深圳有许多大排档，快餐现炒，分为不同的价位，3块、5块、7块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菜品。高升刚来时只吃最便宜的那一档，一荤一素，没有汤，但是米饭随便吃。“那时只吃得起便宜的，但是菜很干净。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特别好吃。”

　　生活最为局促时，高升只能投靠一位在菜市场做批发生意的同乡，住在菜市场的简易房。南方的夏日，清晨六点多天一亮，简易房就被晒透了。“根本睡不着，于是就起来，坐公交车去找工作。”那时深圳的市内公交以招手即停的中巴车为主，分为两元一程的冷巴和一元一程的普巴。顾名思义，冷巴与普巴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空调冷气。“在深圳春夏天没有冷气，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没办法，我真的体验过，吃完这餐饭，口袋里的钱只坐普巴回去。有时候实在没钱了，甚至普巴也没得坐。”炎炎酷暑中拥挤的普巴车厢、偶尔从车窗透进的几股热风，是万千和高升一样的“新深圳人”在千禧年的共同记忆。

　　“现在好多老家的人说要到深圳来，我首先会问你能不能下定决心、能不能坚持下去，而不是看到我们现在做得还不错，就觉得一切轻而易举。其实开始的第一步是非常难的，挺多人都坚持不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设特区的深圳开启了从小渔村向大都市转变的进程，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但建筑业的发展还相对分散；20年后的千禧年，房地产兴起，住宅私有化、商品化进程加快，建筑业在深圳迎来了真正的高速发展时期。深圳开始进行国际招投标，容纳世界各地的奇才来到深圳，建筑业进入蓬勃发展之态。高升也瞅准这一风口，不断向建筑公司、房产公司投递简历。

　　“我们文化水平不高，做不了很高端的事情，只能去跑业务。”来深圳半年后，高升终于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在办事处做销售业务员。

　　在深圳30度往上的湿热天气里跑工地，是这份工作的常态。“一栋楼要盖起来，它的工地会有围墙，上面有牌子，写着项目、监理公司、设计公司等等，我们就要对照信息找这些公司，如果找对了，就可以约人家出来，聊一聊我是做什么的，推销自己的东西。”奔波于各个工地之间，全仰赖普巴和双脚。一套衣服，一双运动鞋。衣服在身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过水洗一遍，第二天再接着穿；鞋子穿烂了才去买下一双。“不去跑，不去找客户，就生存不下去，很多东西都是生活所迫。”高升无奈地说。

　　语言是第一道难关。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人们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通话。但高升出身河南农村，带着浓厚的乡音，普通话并不标准。“一开口说话，别人就知道我是河南人。”那时，不少人排斥和河南人做生意，因此很多河南人在做生意时都称自己来自于河南的临近省份，比如安徽、山东等等，但高升不愿这样，他对此向来坦诚。“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人嘛，不管哪个地方都有好人和坏人。通过和客户相处，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河南小伙子还不错，都‘小高，小高’这么叫我，慢慢就成了朋友，之后要是有合适的项目就会选择和我们合作。”

　　与广东和香港的商人打交道时，还免不了要用到粤语。第一次接触粤语时，尽管一点儿都听不懂，但高升觉得粤语的声调非常动听。他买来了粤语教学书籍，通过看书、看粤语频道来学习。“现在我也依然不太会说粤语，但是基本都能听懂了。”高升笑着说。

　　记路则是另一桩难事。在没有手机导航的年代，认路全靠自己去记。穿梭于深圳的高楼大厦之间，最初跑业务时，高升总是记不住路。后来，他索性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将每次跑业务的路线都画在本子上，渐渐形成了一本独家定制的“地图册”。建筑物也是高升认路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物，“印象最深的就是深南大道和地王大厦，通常和亲人、朋友、同事报告位置时，我就以这几个地点为坐标。”

　　如今，深圳的天际线不断攀升，高升也早已熟悉了市区的道路，只是每每路过地王大厦、走过深南大道，他总会不由得想起20年前的那段时光。

　　深圳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高升虽累，但乐在其中。那个年代，老家的工作机会往往和家族关系有关，年轻人被“照顾”进亲戚所在的工作部门是常有的事。但深圳不同，来这里打拼的大多是外地人，大家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闯荡。“所以回想起来，虽然那时的日子苦了点儿，但是很有奔头，我觉得也挺好的。”

　　2002年的夏天，在持续跟进几个月后，高升终于成功签下了他的第一单项目，利润高达6万元。仿佛于漫漫长夜中终于等来晨曦初照，激动与兴奋自然难以言表。那天，高升叫来朋友、老乡，在异乡的土地上，畅谈未来，大醉一场。

　　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努力，高升慢慢攒下了一些钱，也积累了不少的客户，生活条件渐渐好转。尽管也经历过几次创业失败，但高升仍然希望建立起自己的一番事业。2013年，他终于用手头积累的资金和人脉，成功创办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在财务和工作上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天有眼’，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努力付出能得到回报的地方。”

　　疫情几年，对于高升这样做企业、做生意的创业者来说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高升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房地产下游产业。房地产快速发展的几年里，公司业务拓展得很快。房地产下滑后，高升的公司出现了设备款、工程款不好收的情况，导致下游的资金链频繁出现问题。幸而得以结识老家的一个大哥，这位大哥在疫情期间经常给高升介绍业务，与他共享资源，解了公司经营的燃眉之急，称得上这几年中，他事业上的一位贵人。

　　其实，在高升来到深圳打拼的每个阶段，都遇到了帮助他、提点他的贵人。“一些贵人可能会带来直接的财富，比如帮我介绍一个我难以接触到的生意。有些人讲的一句话、分享的一个案例可能会点醒我该怎样做，甚至饭桌上不经意的一句闲谈都可能给我带来启发，一直打不开的思维便打开了。包括读书也是一样，书上的内容不能直接变成钱，但是通过学习这些案例，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跳出自己的原有思维，得到一些收获。”高升感谢这些年遇到的贵人们，没有他们，可能自己不会渡过风浪，走到今天。

　　2004年，高升与爱人小丹相识。小丹比高升小几岁，也是老家那边的人。家里姊妹多、负担重，作为老大的她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便没有读高中，去读了中专。中专毕业的她，经同乡人介绍，同样来到了深圳，想找一份工作谋生。小丹到深圳时，是高升和老家另外一个朋友一同到车站去接的。出于同乡情谊，二人帮小丹找了一份电子厂的工作。

　　2006年，高升和小丹结了婚。“我那时候事业基本上才稳定下来，基本上能解决衣食住行，能买上车了。但还没什么钱买房子，都是租房子住的。”婚后，两人有了三个孩子。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小丹渐渐回归家庭，而高升常年在外跑工程、跑业务，总是很忙碌，孩子们在家里常常看不到爸爸的身影。晚上回来时，孩子们已经睡着，早上又要早早出门工作。“有时候晚上在床边看着他们入睡后的脸庞，我会想作为一个父亲，还能为他们承担一些什么呢。”几年后，高升的事业渐渐稳定下来，才空下时间来陪伴家人。

　　工作之外，最让高升操心的也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读书的时候，教育水平非常一般，当时很多人基本都一样，学习的热情也不是很高涨，总觉得考大学很难。课余时间也没什么别的条件。”儿时在教育上的欠缺，让高升更加希望能将自己的缺憾弥补到孩子身上。这样的教育焦虑是现代社会家长教育心态真实、普遍的写照，其中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教育减负、阶层流动、教育分层等等问题，不断加剧中产阶层家长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另一方面是中国孩子在教育中越来越强的学业竞争。有句玩笑话道：“要说全国哪里的家长最卷，绝非深圳家长莫属。不仅卷孩子，还卷父母。”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时时让深圳家长们忧心，他们也在和孩子一起经历着重重关卡。

　　12岁的小轩每天7:10从家里出发，坐五站地铁到深圳关，过香港关再转港铁，到香港上学。下午3点放学，上完作业班6点多回家。

　　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2001年、2003年相关政策开放后，带着对香港教育之憧憬与想象的家长，陆续赴港生子。作为“一国两制”的空间表征，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边界构成了中国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一道独特风景。两地不同的社会和人口政策，造就了一大批“跨境学童”,即居住于内地(主要为深圳),每天跨境到香港学校(幼儿园和中小学)就读的香港籍学生（覃云云、梁慧娴，2022）。

　　小轩的“上学记”反映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多子多福”观念的另一种实现，更是一个个家庭对教育的关切。“当时也是和朋友聊天，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发现了这个渠道。就希望能够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让他们的未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幸好小轩他自己也挺适应这个环境的。”

　　“老小现在在深圳上二年级。原本想过让他去读香港的私立学校，但这些年深圳不断提升教育，现在这儿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就抓的特别好。很多教材都是剑桥的，孩子每周也会有几个小时的英语专补。所以就没有那么早让孩子读国际学校，先让他逐渐适应。”

　　像高升这类家长，是改革开放大浪潮的实际受益者，在这样的机遇下，他们用十几年获得了或许需要几代人努力的成就。自己这一代成功的惯性下，他们往往也希望孩子有同样的成功。这也是高升身边很多家长的选择。但这种高投入、高期待，加剧了高升等深圳家长对教育问题的焦虑，又裹挟着家长和孩子在教育焦虑中越来越卷。同时，也很容易让家庭教育走入误区，高升就有过这样的误区。

　　“以前总喜欢拿父母教育自己的方式，去教育我的孩子们。总觉得自己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玩命打拼，处处给他们着想。所以，孩子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就采取打骂的方式。渐渐地，发现自己真的跟不上社会的节奏了，就慢慢改变了对孩子过高的要求，也逐渐明白其实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孩子，常常是父母的出发点，但有时候在“为了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反而会忽略孩子真正的需求，偏离了“为了孩子”的初衷。

　　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教育孩子，是高升和小丹一路走来常常会探讨的话题，虽然时常为此心焦，但也算是得出了自己的一些心得。“其实就是看看孩子真正想要什么，我们做父母的从孩子的未来出发，总会有一些决定。但孩子字自己在这个阶段需要的东西，陪伴也好、玩耍也好，不能忘记了。”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需求和成长节奏。因此，他们不再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学会了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一起玩游戏、做手工、阅读书籍。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决定。他们明白，孩子虽小，但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在做出任何与孩子相关的决定时，他们都会先与孩子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再做出最合适的决策。总之，与孩子相处、教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高升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索，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庭的方法。他们也相信，只要用心去理解孩子、陪伴孩子、尊重孩子，每个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迎接未来属于自己的挑战和机遇。

　　时代的变迁，有时往往难以用言语完全描绘。然而，当把目光聚焦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便化作了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生故事，浓缩在了个体的成长历程中。从河南的小农村到大都市，高升的每一步都仿佛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缩影。

　　1977年，高升出生在河南一个小农村，那里是他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初始站，他带着冒险和好奇出发。他先是来到了郑州，这座中原大地的城市给了他最初的磨砺。不久后，高升又来到了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给了他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里，在潮起潮落中，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覃云云、梁慧娴(2022).一日双城：深港流动中的跨境母职.妇女研究论丛(03),36-57.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专题片及纪录片制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写劳动 张喜若 扎尔达·恩特马克 魏怡如：高升，在潮起潮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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